德拉古与梭伦：雅典最早的法律

想象这样一座城市：只有少数富有家族知道规则，也只有这些家族有权解释规则。公元前7世纪的雅典大致就是这样。贵族，即εὐπατρίδαι，掌握法律，并决定它的含义。普通人无从核对。

约公元前621年，阿里斯泰克摩斯担任当年的最高官员（ἄρχων）时，雅典人委托一位名叫德拉古（Δράκων）的人制定法律。规则第一次被写下来，任何人都可以查考。这是巨大的变化：法律从此存在于权贵的记忆之外。

我们对这些法律所知甚少。后来的希腊人只记得它们的一点，就是严厉。亚里士多德在《政治学》（1274b）中写道，除了刑罚沉重之外，这些法律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。

那些著名的故事出自几个世纪后写作的普鲁塔克。在他的《梭伦传》（17）中，几乎所有过错都要处死：懒汉要死，偷蔬菜或水果的人也要死。演说家德马德斯打趣说，德拉古的法律不是用墨水写的，而是用血写的。据说有人问德拉古为什么这样规定，他回答说，小罪该死，而大罪他也找不到更重的刑罚了。

历史学家对此持谨慎态度。希腊世界基金会（Foundation of the Hellenic World）认为“所有罪行都处死”的说法有所夸大，并认为剥夺公民权或流放可能更常见。我们真正能读到的唯一一条法律关于杀人（φόνος），它比传说细致得多：“即使有人并非蓄意杀了人，也要被流放。”

《雅典政制》（7.1）说，其他法律被弃用时，这条法律仍然沿用；书中把德拉古的规则称为θεσμοί，把梭伦的称为νόμοι。公元前409/8年，雅典人把这条法律抄刻在王者柱廊前的一块石碑上。这块残损的石碑（EM 6602）现藏雅典碑铭博物馆，但校订者提醒说，我们无法确定它保留了多少德拉古本人的措辞。

德拉古的法律没有让雅典平静下来。据传为亚里士多德所作的《雅典政制》（第2章）记载，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。贫苦农民，即ἑκτήμοροι（“六一汉”），耕种富人的土地以换取一部分收成，借贷则以借款人自身作抵押。还不起债的人，可能连同子女一起被抓走。

约公元前594/3年，双方选中梭伦担任调解人和ἄρχων，他是一位家产中等的贵族，也是诗人。他的第一项措施是σεισάχθεια，由σείω（“摇动”）和ἄχθος（“负担”）构成。债务被废除，以人身作抵押的借贷被禁止（6.1）。在该书引用的一首诗（12.4）中，梭伦说他拔除了插在黑土地上的界石（ὅροι），这片土地曾是奴隶，如今自由了；他还把卖到国外的人带了回来，其中有些人已经不再说阿提卡方言。

细节并不确定。普鲁塔克（15）记载，安德罗提翁认为只是降低了利息，而多数作者说的是彻底废除。现代历史学家仍在争论ἑκτήμοροι究竟是什么人、他们缴纳多少份额、ὅροι标记的是什么；N. G. L. 哈蒙德还主张，更广泛的立法属于公元前592/1年的第二次授权。

该书说，梭伦保留了按土地年产量划分的四个等级：πεντακοσιομέδιμνοι、ἱππεῖς、ζευγῖται和θῆτες。官职由前三个等级按财富担任。θῆτες，即雇工，只能参加公民大会和法庭。书中还说他设立了一个四百人的议事会（βουλή，8.4）。书中指出他最具民主性的三项措施：禁止以人身作抵押的借贷，任何人都可以为受害者申讨公道，以及向陪审法庭上诉（ἡ εἰς τὸ δικαστήριον ἔφεσις，9.1）。

他的法律写在κύρβεις上，立于王者柱廊。该书说这些法律以一百年为期（7.2），希罗多德则说十年（1.29）。随后梭伦离开雅典十年，以免有人逼他修改法律。双方都不满意：穷人盼望重分土地，贵族盼望恢复旧秩序（11.2）。

纷争仍在继续。在他立法后的第三十二年，庇西特拉图占领了卫城（14.1）。雅典直到克里斯提尼之后，即公元前508年，才成为民主政体。但这些词留了下来：希腊人如今仍要服θητεία（兵役），这个词与θῆτες同源，而他们的议会就叫Βουλ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