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洛同盟与雅典帝国

公元前480–479年的胜利之后，对波斯的战争转到海上继续。公元前478年，斯巴达人保萨尼亚斯率希腊舰队前往拜占庭，但他的行为使盟邦转而反对他。修昔底德（1.95–96）说，盟邦自愿把领导权 ἡγεμονία 交给雅典，而斯巴达也放弃了，因为担心其他指挥官同样会腐化。

“提洛同盟”是现代的名称。修昔底德只说雅典人和他们的盟友 ξύμμαχοι，这是他对 σύμμαχοι 的写法。亚里士多德学派的《雅典政制》（23.4–5）记载，阿里斯提德在提摩斯忒涅斯任执政官那一年确定了最初的缴款，他还向爱奥尼亚人立誓敌友与共，并有铁块沉入海中以确认誓言。按那里的记载，誓言并未提到波斯。修昔底德把蹂躏波斯国王的土地称为 πρόσχημα，即公开宣布的目标或借口，这个词让雅典的真实意图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。

修昔底德1.96是关键段落。雅典确定哪些城邦出船，哪些出钱。雅典新设的官职 Ἑλληνοταμίαι，即“希腊人的司库”，负责接收 φόρος：“因为金钱的缴纳就是这样命名的”（οὕτω γὰρ ὠνομάσθη τῶν χρημάτων ἡ φορά）。第一次核定的总额为460塔兰特，但学者们对这一总额包含哪些内容仍有争论。共同金库 ταμιεῖον 设在提洛岛，会议 ξύνοδοι 在圣所举行。历史学家通常写作“贡金”，不过托马斯·马丁认为“会费”更接近官方用语，只要记住这些款项是强制的、永久的。

修昔底德（1.99）认为后来的局面要由盟邦负责。为了不去远方服役，大多数盟邦同意出钱而不派船。雅典海军靠它们的钱壮大，它们自己却失去了作战经验。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，只有希俄斯和莱斯沃斯还在提供战船，伯里克利平均每年可指望600塔兰特（修昔底德2.13）。

修昔底德（1.97）说，盟邦起初是 αὐτόνομοι。后来纳克索斯脱离同盟，被围攻后被迫回归，是“第一个违背既定规则而遭奴役的盟邦”（1.98）。他没有给出年份；现代学者的估计约在公元前470年至前467年之间。约公元前465年，萨索斯因大陆上的市场和矿山而反叛，围城第三年交出了城墙、战船和矿山（1.100–101）。反叛 ἀποστάσεις 的主要原因是拖欠贡金、缺少战船和拒绝服役（1.99）。

在埃及惨败之后，金库迁到雅典。通常的年代是公元前454/3年，也就是铭刻名录开始的时候，但迁移可能更早，而修昔底德关于这些年代的叙述（1.96–118）从未提到此事。原因要么是防备波斯以求安全，要么是控制盟邦：普鲁塔克（《伯里克利传》12）记下了这两种看法。他还根据泰奥弗拉斯托斯说，提议迁移的是萨摩斯人，阿里斯提德称之为不公正但有利（《阿里斯提德传》25）；如果阿里斯提德如马丁所说卒于约公元前465年，这个故事就很难与454年相符。

后来的反叛受到更严厉的惩罚：萨摩斯（公元前441–439年）经九个月围城后失去城墙、战船并交出人质（1.117）；米提利尼（公元前428–427年）失去土地和一千多人（3.50）。武力也施加到同盟之外：米洛斯拒绝服从雅典，保持中立（5.84），却遭到围攻，公元前416年，其男子被处死，妇女儿童沦为奴隶（5.116）。

铭文提供了修昔底德没有提供的东西。所谓的贡金名录其实并未记录全部贡金，只记录献给雅典娜的六十分之一，即每塔兰特一米纳。“第一块石碑”高3.8米，现存184块残片，涵盖公元前454/3年至440/39年。例如，萨索斯到448/7年每年缴3塔兰特，从443年起缴30塔兰特；这是否与它从前的反叛有关，尚不清楚。一般认为，这些六十分之一的款项资助了伯里克利的建筑工程，普鲁塔克笔下的批评者抱怨盟邦的钱被用来给城市“镀金”。法令显示控制日益严密：克莱尼亚斯法令（公元前425/4年或稍后）规定每次缴款都要用密封的书板；另一项法令强制使用雅典的钱币、度量衡，但其年代并不确定。修昔底德（7.28）说，公元前413年，雅典对海上贸易征收5%的税，以代替贡金。

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人说得很坦白。他们的动机是“恐惧，然后是荣誉，后来是利益”（1.75），他笔下的伯里克利告诉他们，他们掌握的统治 ἀρχή “如同僭主统治”（2.63）。公元前404年雅典投降时，斯巴达给它留下十二艘船（色诺芬《希腊史》2.2.20），同盟也没有延续下去。